西藏人类学家谈《气球》:真正的“西藏电影”走向东方
2020年11月20日，万玛才旦新片《气球》上映时，西宁的一个朋友发微信给我，催我在电影下线前看完。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他用藏语回答道：“只是感觉很真实。演员的言行举止，流畅的安多方言交流，衣服都很藏族！在非藏人导演的涉藏电影中，你看不到如此程度的真实性。”两天后，我去看了这部电影，感觉和朋友一样亲密。
《气球》海报
《气球》讲述了90年代西藏一个普通牧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大姐和他的妻子卓嘎，三个儿子(一个上初中)和大姐的老父亲在草原牧区的村子里过着放羊为生的生活。有一天，父亲在放羊时意外身亡。调皮的两个儿子偷了父母的避孕套，当气球玩。没有避孕套，卓嘎意外怀孕。大姐经活佛指示，坚信卓嘎怀上了父亲的转世，自然觉得孩子该生了。而卓嘎，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巨额罚款，自己家庭面临的经济困难，以及对自己身体支配的诉求，决定堕胎。面对来自生活、文化和宗教、社会政策的挑战，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自己的选择，反映了每个人生动的主观体验、价值诉求和对未来的想象。
我对朋友的亲近感，其实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熟悉的性格特征。比如卓玛不读书时把佛珠戴在经书上，卓嘎在大姐和父亲养羊时不言而喻的回避，乡亲们聚在一起穿越亡灵时的平静面部表情，自然舒适的语言交流互动。这些性格特征都是《气球》中藏族本土演员的文化素养和行业熏陶衍生出来的。同时《气球》，从小说到剧本再到屏幕，都植根于藏文写作，所以它的藏文文化、人物、故事更丰富，更真实。在非藏人眼里，这些细微的行为可能微不足道，甚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对于很多熟悉这种文化背景的藏人来说，这些细节对于把《气球》拍成“藏片”是非常重要的。《万玛才旦》和《气球》中的男女演员以细腻的方式展现了藏族牧民的日常生活和困境，从而将熟悉和陌生的文化模式潜移默化地投射给观众。然而，文化模式的呈现并不是电影的主线。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气球》讲述了许多藏族游牧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人物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独特的，具有普遍的共鸣。
藏人和其他人一样，每天都面临着世界各地的人遇到的类似的社会困难。唯一的区别可能是藏族文化、自然环境和社会力量塑造了个体行为和思维的差异。《气球》讲述了普通藏族人在复杂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主观体验以及这种体验的普遍共鸣。万玛才旦笔下的藏族世界是世俗的，有悲欢离合，也有世俗的欲望。通过对个体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探索，他指出，虽然藏族人民存在于特殊的文化和社会情境中，但他们作为人的共同愿望和伦理道德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超越了民族和文化特征。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总是铸造出更多的普世价值和人性。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佛教文化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互动的局限性，西藏在他人眼中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因此，西藏一直是东方主义者和内部东方主义者共同注视的对象。《气球》试图从多方面解构东方凝视对西藏的神话塑造和神秘想象。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目标，但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容易。二十年前，美国藏族学者小唐纳德s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1999)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书《—— 《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旨在解构西方对西藏的浪漫想象。二十年过去了，西方对西藏的想象并没有太大变化。此外，中国大陆也加入了西方对西藏的注视，共同塑造了浪漫的香格里拉画面。但是，在西藏去东方化的过程中，任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总有人在寻找香格里拉。既然他们在努力寻找香格里拉，总会以某种方式找到自己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二元论的边界
羊的角色在牧羊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万玛才旦经常用羊来讲述人们的故事。羊是一面镜子，反映人的行为和思想。这种表达方式有点类似于符号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用公共符号像文本一样解读文化的学术风格。在印尼研究巴厘文化时，吉儿们将巴厘文化中的斗鸡解释为巴厘人对自己经历的诠释，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