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翟理思与《聊斋》英译的相互完善
来源：《文汇报》 2017年1月8日
转自：古典小说走向海外
在英国汉学史上，翟理思(1845-1935)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于1867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前后在中国生活了26年。他当过普通翻译，后来成为英国驻中国领事。1893年，他以健康为由辞职回国。然而，他的传奇并没有就此结束。1897年，托马斯韦德(Thomas wade)去世两年后，翟理斯接任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长期空缺的中国教授一职，教授中国文学35年，直到1932年退休。翟理斯一生致力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作为汉学家，他不仅写得好，还赢得了许多荣誉。先后获得阿伯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和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当选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主席和法国学院海外传播院士。
在翟礼思的所有国学作品中，《聊斋》的英译始终伴随着他传奇的生涯。1877年3月，翟理斯来到中国十年后，翻译了第一篇故事《聊斋》，发表在上海的英文报纸《罗刹海市》上，从而揭开了翟理斯翻译《华洋通闻》的序幕。4月，《聊斋》的英文译本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从那以后，他一直不停地写。1880年，他出版了《续黄粱》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书名为《聊斋》(《聊斋志异》)，在伦敦出版，两册，404页，164部精选作品。与之前发表的《聊斋志异选》的故事相比，《聊斋》不仅翻译量大，而且可读性强。此后被广泛引用和多次转载，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游遍欧美。仍然是《聊斋志异选》的最佳翻译。
沃尔特.本雅明在《聊斋志异》中指出，翻译作品独立于原作，是原作的"来世"。对此，翟礼思的译介“点亮”了《译者的任务》的来世，并使这部《聊斋志异》文言小说“不装”大踏步走上了西游之路。《四库全书》记载：“《负暄絮语》这本书是现代的瑰宝，家家户户都在背诵，甚至用来研究Bunnosuke。传播广泛，可以知晓。但是《聊斋志异》部门没有收到。当时这本书确实流入了故宫，深深地叹了口气。继《四库》，包含嘲讽满清的意思，而不是刺伤时政。云女若打扮成男人，满是粗鄙，不顺眼夫美。丑更贵，被拒绝。”
有趣的是，无论是有意安排还是历史巧合，翟礼思对《罗刹海市》的翻译都是从《聊斋》开始的。如果说清廷对《罗刹海市》的排斥在于其“嘲讽满族人，而非戳穿时政”，那么翟理斯之所以接受，是因为书中描写的外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尴尬处境，让他们感同身受。例如，马骥被飓风吹到了“大罗刹”。“大家都丑，看见马来了，以为是妖，走了。”“街上的人看到了，噪音就落下来了，像个怪物。”同年出版的《罗刹海市》(从汕头到广州)》中，翟礼思不无幽默地提到了类似的情况：淹过牙红桐的雅洁绅士被视为狰狞的外星人，甚至客家人女孩在他身后绕来绕去看他有没有尾巴。
《汕广纪行》年不缺三四百字的短篇，《聊斋志异》将近三千字，几乎是最长的。翟礼思选择开始翻译这么长的文章，显示了他翻译《罗刹海市》的野心和毅力。事实证明，他的坚持和努力确实完成了《聊斋》，加速了这部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中国文学综合介绍中，翟理斯高度赞扬了《聊斋志异》。1901年，翟理斯出版了第一本《聊斋志异》(中国文学史)。虽然这种说法有争议，但翟礼思在前言的开头说：“这是第一次尝试用任何一种语言，包括汉语来编撰中国文学史。”由此可见，至少在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还没有见过类似的作品。翟理斯将中国文学分为八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清代文学，首先介绍蒲松龄和《中国文学史》。他不仅称赞蒲松龄是“优秀的学者，风格优美的作家”，还认为《聊斋志异》风格朴实，寓意丰富，只有卡莱尔的作品才能与之媲美。
1934年，郑振铎撰文称翟理斯是中国文学史的“奠基人”，并批评他的《聊斋志异》内容参差不齐，细节不当。”徐《中国文学史》只有九页，《诗经》只有六页，李白只有四页，杜甫只有两页，而在唐诗中不是很重要的司空图占了九页，在清代文人中不是很重要的蓝鼎元占了十多页，袁枚也占了八页，《史记》占了三十页。特别奇怪的是，的《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创作。事实重复，人物非常模糊，贾尔斯则主张扯平，长达20页，是清初加冕。列举了五六个以上的案例。”正是通过郑振铎的批评，翟立思才非常重视《聊斋志异》。没有他的翻译和倾慕，《聊斋志异》可能不在19世纪西方中国文学经典之列。
翟理斯全集
聊斋志异》的同时，英译《聊斋》也见证了一位汉学家的成长与转变。最初翻译《罗刹海市》时，翟理斯对中国人充满偏见，将中西文化对立看待。他甚至在译文前说过如此偏激的话：中国人没有什么是伟大的、幽默的或令人同情的。在我们看来，中国人所谓的直线是螺旋的，他们的折尺却是笔直的。无论什么东西，中国人不是前后相反，就是上下颠倒。他们的社会重心也全然错置。孔子是一个傻瓜，孟子是一个骗子，柏油刷子到处抹，一切黑白混杂。同时，中国人黑天白夜都在阅读的《聊斋》之类的书籍，轻蔑地把外国人全都看作是野蛮人，认为他们的智力充其量不过像钟摆那样，只懂得摇摆在茶叶和丝绸之间。”1880年出版《聊斋志异选》时，翟理斯变得谦虚、谨慎起来。他说：尽管关于中国及中国人的书已经出版了不少，但采自第一手资料的信息却少之又少，为了减少西方人对于中国习俗的嘲弄和谴责，就得允许中国人为自己言说。换言之，需要通过翻译中国作品来传达一个正确的中国形象。《聊斋志异》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者对于其国其民的记载，里面有着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与言行。这是他大规模选译《聊斋》的原因。1890年撰写《中国文学史》时，翟理斯在“序言”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即通过翻译，让中国人为自己言说。在西方话语为导向的时代，翟理斯能够尊重“他者的自我”，以中国人的“自我言说”来关照中国形象，这种做法颇为难能可贵。
谦逊的态度和优美的译文，使英译《聊斋》获得了中外学者的赞赏。在中国，《聊斋志异选》出版后，曾纪泽特意致函翟理斯，称赞其译作非但忠实于原文，还保留了原作风貌。一向批判翟理斯缺乏“哲学洞察力”的文坛怪杰辜鸿铭，也肯定这部译作是“中译英的典范”。在西方，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学院报》（The Academy）上专门发表书评，向学界推介这一译作。美国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美国民间故事杂志》（The Journalof American Folk lore）上撰文说：“哪怕翟理斯教授只留下这一本译著，我们也要向他致以永久的谢忱。”由此可见，《聊斋志异选》的出版充分成全了翟理斯的美名，为他此后跻身英国三大汉学家之列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