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锦| ——顾林与钟书河的通信
《谷林锺叔河通信》，周、何唐主编，出版社出版
一
在收集整理《锺叔河书信初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2月)时，我们发现钟先生与顾林先生的通信基本保留。而且因为第一卷书信的体积已经很大了，把两位老师的书信汇编成一套的想法就诞生了。与钟先生和老古林女士(古林的女儿)沟通后，这次讨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今天就是这样。
我一直比较喜欢读从古至今的名著，认为这是一篇最能表现作者真实面目的好文章。正如唐智老人所说，这封信“本来是一本不可出版的私书，文章只有几句话，不是说感受，就是说事实，但三言两语足以窥见气质，这也是特点”。这两位学长的交往，从1986年8月3日开始，到2004年10月9日终于结束，跨越了十八个春秋。其中，古林23个链接，钟树河34个链接，共计57个链接，是第一次全披露。因为这些信件是在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时期写的，不仅记录了两人的友谊，也反映了国内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和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逐渐繁荣的事实。我忍不住又说了几句。
二
至于他们的相识，在书上不言而喻，但要从钟叔和80年代初主编的《走向世界系列》说起。该系列出版后，率先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当时已经在阅读领域声名鹊起的《读书》杂志，也以其敏锐的嗅觉关注着这套书。据《读书》的一位编辑钟先生发函讨论手稿，不久后，1981年第12期第一卷出版了《关于‘走向世界系列’”的标题，出版了戴文宝的《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课题》和钟书和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顾林和陈翰博、倪子明、樊勇很熟很熟。改革开放初期，陈翰博等人发起创办《读书》杂志时，倪子明调任副总编辑，顾林成为《读书》的义务校对和编辑。正是有了这层因缘，顾林开始关注钟书和的书。
根据现有的信件，他们在通信之初，主要谈的是编辑出版唐智老人的作品，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根据陈子山《关于新编〈周作人集外文〉》的文章，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周作人在发表的作品屈指可数，作者只能署名周夏寿或周。直到改革开放，随着思想的解放，周作人的翻译才逐渐被解除。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印刷了《周作人回忆录》(内部发行)和《周作人早期散文选》(徐智英主编)，成为“春报第一燕”。直到1986年，被调任岳麓书屋主编的钟书和，跟随《走向世界丛书》，专注于周作人作品的编辑出版，尤其是相继推出的《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对周作人的研究和阅读圈影响更大。
1986年8月3日，钟书和在致顾林、秦的第一封信中，对他们关心的周作人作品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说明。信不长，记录如下：——
鲁人同志，请转向祖德同志：
《木片集》，即《草叶集》，即《鳞爪集》，是改的姓氏。周手校的校样复印件，只有一百二十面。
我是让黄裳先生编《周作人集外文编》，1000多。《木片集》只是一小部分。这本书可以在今年冬天发行，明年出版。
《知堂序跋》已支付。《日译〈骆驼祥子〉序》已收藏，除此之外还有几十篇序跋，分别是《知堂杂诗抄序》 《〈汪精卫老师庚戌蒙难实录〉序》等等。因为新的外文馆藏不断出现，纷纷送到工厂插入排版，费了不少口舌。好在我是右派的时候，做了两年排字工人，还是有办法对付工人的。上个月拿到稿费，就是我亲自请排版师傅吃了280元的酒席，师傅们也很忠心，最后接受了我的主动邀请。
/p>《书房一角》《秉烛后谈》寒斋俱有收藏，《清明前后》恐未别集印行，关于这个题目的详情，乞拨冗见示。
锺叔河
8.3
此札虽短，但历史的信息颇为丰富。信的开头先解释了《木片集》书名的出处，继而相告正在约黄裳编《周作人集外文编》。信中虽明示发排和出书的大致时间，但最终黄裳并未应承此事，而是改由陈子善完成了这个选题，即1988年岳麓书社出版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和《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接着又告知《知堂序跋》的付排及其相关内容，最有意思的当属“私人请排字师傅吃了一桌二百八十元的酒席”，师傅们于是很讲“义气”，总算接受了锺叔河陆续将新发现的集外佚文插入排字的不情之请。此外，从此信的上款推测，谷林或许就是经由秦人路的介绍才与锺叔河开始通信的吧。
随着来往的增多，彼此的了解因之而逐渐加深。锺叔河每有新书印出都不忘寄赠谷林。谷林也投桃报李，除了回赠自己的著作外，更是为锺叔河提供了不少周作人的佚文和《老虎桥杂诗》手抄本等珍贵的资料，这些无不令锺叔河心存感念。锺叔河在收到谷林提供的《老虎桥杂诗》手抄本后，于1987年3月26日的信中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和感谢，他说：“除了提供了‘杂诗抄’以外的三十多首诗外，还帮我校正了‘杂诗抄’的一些误字”，“从今年一月以来，这是唯一使我高兴的事”。
三
在两位老人的通信中也不可避免地提到老和病，愈见彼此的关怀，不少细节是过去我们所不曾知道的。比如谷林在1992年9月23日致锺叔河的信中说：“去年九月也曾接到一封赐札，见告尊恙情况，时以为怀。”谷林所说的是锺叔河1991年9月25日写给他的信，信中说：“大著当时即已奉到，不知何以竟未申谢，也许是病的关系。贱疾为‘出血性脑梗塞’，已发作三次，一次比一次重，肯定必死于此，倒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其来毫无前兆，一来就人事不知。其实已死过三回了，不过都‘假释’出来了而已，何时正式‘收监’，则还不知道。”从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锺老的那份豁达与风趣。其实，晚年的谷林也同样疾病缠身，他于1995年6月11日致锺叔河的信中就说：“我在四月份住了廿几天医院，切除胃溃疡，以及溃疡面上的癌肿点五处，手术经过顺利。出院后继续注射抗原体，手术医师提出过化疗，我踌躇未定，先改找中医服汤药，再观后效。现在恢复尚属良好，只是显得虚弱，走路腿发软，坐着则无所苦，无碍读书，已属万幸。”锺叔河得悉后，立即驰书宽慰：“知贵体违和，万望珍摄。医生既建议化疗，还是得认真听取医嘱。我有位女同学，八二年即确诊为乳癌，手术后好了几年，八九年发现转移，之后即坚持化疗，每年二次，至今生活如常，每月至少到舍间找内人谈笑半日。同楼还有位老同志，今年已六十八岁，八四年确诊为肝癌，到上海长海医院切除病变部分后，即坚持化疗，亦至今无恙，每天种花养鱼，精神甚好，唯头发脱落稍多耳。此二例可见癌并不可怕，何况尊体不过溃疡面上有疑似之处，发现和切除都比这两位更早，如果遵手术医师之嘱，继续施治，必可早日彻底康复也。”真情所至，言语熨帖，怎不令见者动容。
即便有病痛缠身，两人的书事交流并未因此而终结。他们的话题从周作人延伸至曾国藩家书、“人人袖珍文库”“开卷文丛”、《念楼学短》等更多方面。谷林也一如往常，书慰平生，仍以读书校书自娱。就在以上谈病情的同一通信中，谷林写道：
“杂写”上署有“责任校对”的名字，出错罪无可逭。我见书后，先发现一个错字（P87）和一个标点（P93）。后来一位友人指出还有一个错字（P194），我乃重看一遍，才发现一三九页上还有一个错字和一个标点，已寄出二十本皆未及改正。昨天还承一位友人来信告第三页上“十七年”应是“二十七年”之误，证明落叶难扫，而且足见精力衰退，耄学无及了。
海南版的“近代史”，可爱之至，岳麓版的大三十二开本，我虽早买了一本，却一直搁着未曾细看，这回就想一起看一下。袖珍本未收“外”第三种，这使我大、小两种都想留着，不舍得转送掉一种。书末“读过”“还要读”的广告辞也极好，惜书名后未注作译者名字为憾。
知堂十卷集弁言和凡例读后，更益饥渴，还要“摆”多久呢？“不要多印”可否作几种理解：十卷不一次出齐，不做整版广告，印数暂控×千，诸如此类。目下买书之难几有踏破铁鞋之势，出版消息亦极不通畅，闷损曷极！
读过以上文字，我们就可以明白当年陈原何以会称谷林为“书迷”——“书迷者，仿佛是为书而生，为书而死，为书而受难的第一号傻瓜。”其实，只要有好书可读，这个“傻瓜”又是何等的欢愉，以致全然忘却了病痛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四
谷林与锺叔河都是一生当中写过很多书信的人，谷林的书信集已面世的有《书简三叠》《谷林书简》《爱书来》三种，锺叔河已整理面世的虽只拙编《锺叔河书信初集》一种，但实际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他们不仅写信多，还很会写信，正如与谷林熟识的扬之水所言：“暮年时期的先生，写信几乎成为命笔为文的唯一方式。如果先生是在此中寄寓了经营文字之乐，那么他人所感到的便是由文字溢出的书卷气以及与信笺和字迹交融在一起的那般顿挫环荡之情味了。”
其实，我们从谷林与锺叔河的这些往来信札中感受到的，又何止久违的人间“情味”呢，最直观的还是他们文字内容的好，好读、好看，而且耐读、耐看，既有遣词造句的娴熟自如，又有真情洞见的启人深思，无疑是文质俱佳的好文章。
话已说多，就此打住，更多的信息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发现吧！
（本文为《谷林锺叔河通信》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