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余纪元:陈康老师的遗产
资料来源：北爱尔兰大学哲学系
转自：经典与生存
陈康先生的遗产
御苑
《读书》刘小锋的文章《这女孩子的眼睛为我看路》发表在2000年的12种期刊上，以纪念罗念生逝世10周年。罗念生先生一生从事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刘雯在回忆罗先生时提到，商朝学术界有一位著名学者，在德国一所著名的师范学院学习柏拉图十年，回国后立即成为一所一流大学(西南联大)的教授，1949年后移居美国。幸运的是，他没有浪费他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时间。他留下了什么？然而，柏拉图对话的一个中文翻译和注释以及几篇论文不足以启动柏拉图的气象学研究。柏拉图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并不是在他的工资下开始的。本来他有足够的学术资源和时间来完成柏拉图对话的中文翻译，但是他并没有付出这样的努力(据说大师认为柏拉图无法翻译)。柏拉图专家认为柏拉图不可译，为什么在教柏拉图的时候还用现代英语翻译？显然是缺乏热情。在大学教书，自然有学生，恩宠的学生自然尊敬老师，这样的学者就成了传说中的大师。为什么中国王朝的文人总是喜欢崇拜传说中的大师？
虽然没有直呼其名，但对国内希腊学略知一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指陈康(又名陈中环C-HChen)。陈先生是西方获得希腊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当他回到家时，他已经用德语出版了一本很棒的书。另外，陈先生在德国呆了十年，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柏拉图，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他回国后，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竞相聘请他，但双方无法竞争。最后达成协议，让陈先生留在中央大学，去西南联大一年。陈先生于1948年秋开始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直到1958年，陈先生前往意大利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哲学大会，然后为他当时的亚里士多德研究项目收集资料，并被情感大学聘请到美国教授希腊哲学。陈先生不仅是柏拉图的专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专家。他的大部分研究精力都献给了亚里士多德。1940年，当陈先生还在柏林的时候，他就用德语出版了《合唱——问题贝亚里士多德》(《亚理士多德论分离问题》)。
1976年，他出版了一本伟大的书《索菲娅：亚里士多德寻求的科学》(《智慧：亚理士多德寻求的科学》)的英文版。1944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发表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这段对话原文不到5000字，而陈先生的作品长达20万字。他以注解的形式阐述了柏拉图哲学的中心问题和柏拉图早期和晚期思想发展的研究经验。除了这三部用不同语言写成的巨著外，陈先生还在、台湾和西方的主要哲学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特别是在希腊哲学的专业刊物上。1985年，蒋日新、关子音在台湾省编辑出版《陈康哲学论文》。1990年，王子松、王台庆老师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陈康：论古希腊哲学》。
根据我自己对希腊哲学史在中国和世界的研究现状的了解，陈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世界上留下了永恒的足迹。在陈先生之前，中国人没有像孔孟那样注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很少有人超过陈老师的希腊哲学研究论文。80年代中期，听了陈老师的学生先生的话，在北大开了《西方哲学史史料学》。王先生在至少三分之一的课时里介绍了陈先生的工作，并不时提出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希腊哲学虽然受到了太多的冲击，但仍然很薄弱，但陈先生奠定的基石是极其坚实的，其建立的标准是世界性的。多琢磨琢磨，我们有希望。”。现在王先生也去世了，但他的话还在我耳边。从全世界希腊学术界的角度来看，陈先生的德语著作《亚理士多德论分离问题》是迄今为止对这一课题研究最详细的。他用“自足”来解释“分离”，不同于传统的“隔离”理论，创造了一种非常有影响的解释方式。
“分离”问题是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点。1984年和1985年，《牛津古代哲学研究》两个系列讨论了“分离”问题，但传统的“隔离”理论和陈老师首先提出的“自给自足”理论仍然失败。陈老师的英文名著《智慧：亚理士多德寻求的科学》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耶格尔基于文体判断的革命性解释，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是一个连贯的体系，而是从柏拉图主义发展到经验主义。这本书从遗传学的角度解释了亚里士多德阵营的代表作。陈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移居美国，20世纪70年代退休。他在西方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长篇研究论文，每篇都是在砸地板，至今仍是西方希腊学者的参考。近几年出版的希腊哲学专著，仍频频引用陈先生的文章作为佐证。
至于“贝拉”
图不可译”的问题，陈先生一九四四年应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之邀译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不仅没有拒绝，而且以罕有的严肃对待这项译注工作。其实，陈先生不是说希腊古典不可译，而是指在翻译某些概念、某些语句时，在中文里要做到“信”与“雅”或“义理”与“文辞”并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天经地义,“达”是相对于读者的知识水平的，而“雅”只是哲学著作翻译中的脂粉，只有在不妨害“信”的情形下才能讲究。“凡遇着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订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诚然是历史上已经验证了的名言，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两句话，即：文胜其质，行远愈耻。（《巴曼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印本，序10页），陈先生对他的翻译哲学进一步解释说：极求满足“信”这个条件的翻译不但时常“不雅”和“不辞”，而且有时还不能避免不习惯的词名;翻译一事的本性造成这样的情形。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但一种文字中习惯的词名,只表示那在这种文字里已产生的思想，而且也只能表示它。因此如若一个在极求满足“信”的条件下做翻译工作的人希望用习惯的词名传达在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下，若不牺牲文辞，必牺牲义理；不牺牲义理，必牺牲文辞。于是我们看到,陈先生说的不是翻译柏拉图“不可能”，而只是在翻译这样的经典时在某些情形下“不可能”义理与文辞兼顾。对他自己来说，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是“不可译”，而只是要求翻译“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陈先生知道他的翻译会被人指斥为“不雅”。可他坚定地说：“这样的指责不是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处事不忠实；为了粉饰‘文雅’不将原文中的真相，却更之以并不符合原义的代替品转授给一般胸中充满了爱智情绪而只能从翻译里求知识的人们，那是一件我们不敢为———且不忍为———的事！”(同上引，12页)希腊文的文句结构远较现代欧洲文灵活。不同的译者基于对所译经典的不同理解，会对词句的联合产生不同看法。而不同字的联合会使得整个句子产生全然不同的意义。因此翻译希腊典籍，不只是一个懂希腊文的问题，而且也要求译者随时表现其对思想的理解。这样的翻译是真正意义上的再创造。在陈先生看来这样有学术价值的理想翻译，不仅对不懂原文的读者有用，对懂原文的专家也能有扩充眼界之效。真正好的中译本要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独到理解。基于这样的目标，陈先生昂然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于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么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略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同上引，10页)
陈先生教书严谨，学问出众，理所当然地深受他的学生们的爱戴。汪子嵩、王太庆先生在他们编译的《陈康:论希腊哲学》一书的“编者的话”中如是写道：陈康先生是我们的老师，……一九四四年陈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授课,他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于是年正式出版,这本著作使我们耳目一新，为我们打开了哲学史的一个新天地，启发了我们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我们面聆先生教益不多，但从课堂里听到的，以及从他的著作中学到的，却深深感到陈先生教给我们的实事求是，不尚玄虚，不取道听途说，不作穿凿附会的方法，是研究哲学史,特别是研究古典希腊哲学史的一种重要方法。（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1页）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回国的学者中，陈先生是比较独特的。那时不少人喜欢谈学贯中西，喜欢创体系，而陈先生恪守他长年在德国训练成的类似于“我注六经”的严谨的治古典学风。在为一九八五年台北联经出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所作的“作者自序”中，陈先生把前一种方法概括为“喜欢姜糖酒油盐倾注于一锅，用烹调 ‘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而对自己的遵循的学术方法他则作了以下描述：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照，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是在写抒情诗，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作诗和研究，二者悬殊，它们的方法必然不同。
这便是令汪子嵩王太庆先生这样的前辈心仪并力求推广的哲学史研究方法。陈先生对于真诚治学的中国作者永远是有血有肉的楷模，倒是“国朝学界”以写诗代做学问之风依然很盛。才使得可在雅典演悲剧，可在斯巴达显武艺的陈先生变成“传说”，才使得真正的严肃认真的学风变成“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去选择与陈康先生完全不同的学风，但是，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国朝学界总喜欢供奉传说的大师”，而在于我们如何秉承前辈学人的严谨和谦和。
二○○一年五月于纽约布法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