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礼与理学的区别
礼与理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定居下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观念。
要说礼仪和理学，要从最基本的人性说起。所谓“食、色、性”，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一个是为了自己后代的繁衍。谈“吃”是一种个体行为，不涉及他人。我们将重点放在“色”上，分为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人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礼与理学”。
孟子曰：“过东墙抱圣母，得妻；不抱就没老婆；会很尴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第一，首先，他为什么要抱？因为这是由于他的自然本性，人是自然存在的，他必须符合自然规律。第二个问题是拥抱谁？因为一定要有一个演员，这个演员是个体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第三个问题是，该不该拥抱？是否应该是规定，也就是说，人是社会人，生活在社会中，是社会的一员，他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受到人际伦理规则的制约。最后一个问题，你抱过吗？这个问题反映了人是有道德的存在，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这四点造就了人性。作为自然存在物和个体存在物，我们不需要讨论它们。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后两者到底该不该拥抱。是否应该，是礼貌问题。抱不抱，是理智的问题。也就是礼仪和理学的问题。
仪式是对你言行的外在约束和限制。在这种约束和规范中，有许多礼的思想，形成一种伦理，起到教化人的作用，从而使人有君子感。不仅仅是做一个好公民，更是做一个绅士。理学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特别注重“自省”，向内观自己，即化而不控。只是教化而已，没有什么刑罚来约束和规定。礼仪的作用是巩固社会秩序；理学升华了人的精神。这是我们对礼仪和理学的大致划分。
礼貌是由外向内的，就是学习和重复你的行为，逐渐形成习惯，用习惯逐渐改变你的性格。礼仪，第一步是从外在开始，慢慢从外在渗透到人的内在精神，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漫长的虚伪过程。我这里用“虚伪”作为中性词。孟子说“移于天下中”，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达到“不见恶、不听恶、不说恶、不动恶”，但别人不知道你的心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外在表现和内在精神不匹配的情况，我们称之为“虚伪”。可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礼是一种人格，是必须的。仪式强调每个人在社会的不同位置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区分社会阶层是礼仪的主要目的。一个人在社会上需要接触的人很多，接触不同的人需要改变身份。人的接触对象是不断变化的，身份和地位也是不断变化的。所谓“人格面具”不是一套，它是可变的，有几套。和不同的人接触，虽然都是礼遇，但是是不同的，这是由社会地位和身份差异决定的。既然礼是人格面具，就有玩的感觉，你的行为一定要始终符合自己的角色。如果他们能满足自己的角色，不逾越，不贬低自己，适当满足自己的身份，这叫礼貌。
礼培养的是性格人格，不能统一人类精神的内在模式，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因素，同时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基础。所以，礼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先秦礼在当时的分封制中盛极一时。秦始皇以后，分封制改为郡制，整个社会结构与先秦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一些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些先秦时期的问题在后人身上不复存在，而一些先秦礼法中没有的情况在后人身上出现。后人有很多问题，《三礼》没有发现。所以后世，尤其是六朝时期，对礼的研究是深入而全面的。他们想讨论如何利用仪式的精神和原则来解决实际问题，以应对当时社会的新问题。一有新的问题出现，皇帝就会召集懂礼仪的人来讨论礼仪，发表意见，从而揭露和解决整个社会结构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唐朝以后社会变了，不仅礼仪制度要变，礼仪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进一步考虑。
由此诞生了理学。真正代表礼向理学转变的是《叶适《习学记言》中的一句话：“以礼定事，以礼制心。”礼学是用来治国的，而理学是一种变。从礼向理学的转变，理学进一步深化了礼的许多观念观点。礼没有给我们提供最初的核心，而理学给我们提供了。理学有一个原始的基本点。我们可以模仿“天然人权”的说法，其实就是“天然良心”。于是，理学有了很大的突破。礼学把人分为皇帝、诸侯、卿、大夫、学者、等多个等级。并用礼仪来巩固成绩
的差别。而就理学来说，天赋良知，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这样就淡化以至于抹杀了人在社会中不同等级的观念，在理的面前，等级性无效。礼学是一种角色性人格，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应该做什么事，你就把它做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互相要求。但理学是一种个人的追求，而不能成为对人的要求。就理学本身而言，它有它的特点，有它的价值存在。理学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自己自愿地将其作为一种修养的手段也很好，但是不能用理去要求别人。这就是礼学和理学的差别所在。
理学对礼学是有发展的。首先，将应然变为自然，礼学是应当这样做，到了理学，是你自愿地很自然地来这样做。其次，变治世为治心，把礼学的治世变成了个人精神的修养。第三，变外铄为内拓，把外部对你的影响变成自己内心向外的拓展。第四，变行相界为本体界，实际上就是把礼学哲理化。这些就是理学对礼学的改变。
经过两千多年的礼学与理学的传统，对我们的民族性来说，它们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影响。尤其是礼学，让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做，而不是让我们必须怎么做。我们不能认为礼学与理学和现实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对我们整个民族性的深层次心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礼学与理学建立的是中国传统式的美德，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一种公共道德，中国是把私德夸大作为公德，这是咱们中国化的。我们中国传统只是把自己私人道德无限扩大，当成一种公德。当然这也很好，但是这个路走起来相当漫长，我们应当有一个公共道德的标准。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刘晓东，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